80年、只留下34首词，说说宋初词坛的萧条

在北宋160多年的历史中，前80年时间（太祖、太宗、真宗三朝，加上仁宗亲政之前），宋词创作极度冷清——

翻检《全宋词》，这一时段有作品留存的词人共11位，作品仅34首，分别为：和岘3首、王禹偁[chēng]1首、苏易简1首、寇准4首、钱惟演2首、潘阆[làng]11首、丁谓2首、林逋[bū]3首、杨亿1首、陈亚4首、李遵朂[xù]2首。

11位词人、34首作品，这少到什么程度？可以跟晚唐五代的"花间词派"对比一下——《花间集》中收录了18人、共计500首词作。从500到34，都是在接近百年的时间内，却锐减了将近15倍。

虽说"此尤可怪"，但仔细琢磨，还是有原因可寻的。这要结合北宋初期的士风，以及34首词作的内容、风格来进行分析。

1、写自然风光，表现词人寄情湖光山色的洒脱情怀。

这首词以回忆手法，集中描写了三个画面：钱塘江涨潮时的气势磅礴；市民争看大潮的热闹景象；还塑造了一位披波斩浪、英勇无畏的弄潮儿形象。整首词读来，大笔浓墨，挥洒淋漓，把钱塘江潮水写得有声有色，给人身临其境之感。

钱塘江大潮

在34首词中，潘阆一人占了11首，其中又有10首都是写自然风光。潘阆在宋太宗时，经宦官推荐，赐进士及第，授国子四门助教。后来，推荐他的人犯罪下狱，潘阆受牵连逃匿中条山。宋真宗时释其罪，除滁州参军。晚年时，他遨游大江南北，"放怀湖山，随意吟咏"（《咸淳临安志》），过着逍遥自在的隐逸生活。

他的生活经历、生活态度，反映在词作里。所以他的词，体现着随性、淡泊和超脱，给人清新明快、优美健康的感觉。比如："三三两两钓鱼舟，岛屿正清秋""僧房四面向湖开，轻棹去还来""举头咫尺疑天汉，星斗分明在身畔"。

2、写仕途感慨，抒发内心志向。

王禹偁，宋太宗时登进士第，一度任右拾遗、直史馆，年轻得志的他对赵宋王朝充满感激之情。他的报国方式是直言敢谏，但也终因直言敢谏屡屡得罪君王和大臣，三度遭贬。《点绛唇》中写的是江南景色，应是他第二次被贬谪、改知扬州时所作。

虽然是贬谪期间的作品，但整首词的基调并不低迷。在烟雨迷蒙中，词人欣赏起江南的佳丽风光：水村渔市、一缕孤烟，充满生活气息，宁静恬淡。尤其是词里写到了"征鸿"，也就是鸿雁，词人羡慕鸿雁能振翅高飞，感慨自己滞留异乡、内心志向无人理解。可见在词人心里，仍有积极用世的政治抱负，对前途、对生活，还都保持着乐观的向往。

像王禹偁这样出身寒门的知识分子，能够进入领导阶层，完全是依靠朝廷提拔，所以他们对赵宋王室是充满感激、誓死效忠的，即使仕途遭遇挫折，心志却不会轻易改变。而且，宋朝厚待文臣，有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，这种一时的失意，和生逢末世的绝望截然不同。

王禹偁以这首《点绛唇》言志，使词有了诗的意味，所以在北宋初期，它是很引人注目的。

3、写春景，表达对美好时光和美好事物的眷恋。

寇准在宋真宗时官至宰相，以宋朝厚待文官的传统，他必然有过美好而富贵的生活。欧阳修在《归田居》中说寇准"尤好夜宴剧饮，虽寝室亦燃烛达旦。"《甘草子》是寇准在早春时节宴客之作。他欣赏早春的景致，柳丝低拂，桃花初开，碧空洁净，随之产生的情感是"堪惜流年谢芳草"，也就是怕时光将眼前一切带走，所以他便抓紧时间享受，"任玉壶倾倒"。

人生不得意之际的春色，只能是牵引出对往日美好的回忆与留恋。宋仁宗亲政前，钱惟演攀附垂帘的太后，曾官至枢密使。等到仁宗亲政，他屡受打击。仕途挫折带来的内心困苦，使他只能频频举起"芳尊"，借酒浇愁。这首词和王禹偁的《点绛唇》一样，显示出向"言志"靠拢的创作倾向。

4、写送别，表达友人之间的情谊。

这首词用王维《送元二使安西》的诗意，但寇准结合自身体验，将情景打并在一起。开篇把视线引向友人远去的边塞；中间改写王维"渭城朝雨浥轻尘，客舍青青柳色新。劝君更尽一杯酒，西出阳关无故人"的诗语，错落有致；结尾用"共明月"一句，把相隔两地的友情连结在一起，境界豪放开阔。苏轼的"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"就有寇准此句的味道。

5、写男女恋情，表达分别的不舍和别后的思念。

这类在晚唐五代"花间词"里集中展现的题材，到了北宋初期，却只有聊聊几首。

人们称林逋"梅妻鹤子"，以梅花为妻，以鹤为子。这是因为他终身未娶，隐居西湖孤山二十年，喜欢种梅养鹤。没有娶妻，不代表他没有经历过爱情。这首《长相思》写情人间送别，体验之真切，定是有感而发。

它有民歌的风韵，但词风文雅、不俗气，与"花间词"写离愁别绪时的香软迥异。白居易也有一首脍炙人口的《长相思》："汴水流，泗水流，流到瓜州古渡头，吴山点点愁。思悠悠，恨悠悠，恨到归时方始休，月明人倚楼。"两相对比，可以看出二者的一脉相承。

这首词巧妙运用了药名的谐音，比如白纸（白芷）、苦参、当归、回乡（茴香）等，使情爱词有了一些谐趣。陈亚是宋真宗时的进士，"性好谐谑"，他写相思闺情向俚俗靠拢，却别具一格。

梳理完北宋初期34首词作，可以发现，它们与晚唐五代盛行的"花间词"词风已完全不同。这一时期的词摆脱了浓丽香艳，趋于清理洒脱、壮丽雄浑，内容偏重湖光山色、仕途感慨。

最初，词是为了配合歌舞酒宴间的乐曲而创作的。歌姬们在花前月下、莺歌燕舞的环境里柔声歌唱、娱乐宾客，歌词必得适合这种氛围才行。于是，风花雪月、相思闺情、男欢女爱的题材，很快得到了消费市场的欢迎，晚唐五代的"花间词"，正是迎合了这种需求才得以盛行的。

而北宋初期的文人们，没有继续迎合流行趋势，他们转换了词风，以至失去消费市场。没有了消费者买账，创作者自然变少，作品也就自然锐减了。

那么，他们为何甘愿失去市场，也要转换词风呢？

词的主流创作倾向是"艳情"，这与儒家"尚雅"的文学创作理念背道而驰。所以，它只有在儒家道德评价体系不被看重的社会环境里，才有生存土壤，词人才能尽情创作。

"花间词"盛行的晚唐五代，正是一个士风败坏的历史时期。短命小朝廷的君主大多无政治远见，寡廉鲜耻、荒淫无度者甚多。他们不重视文化教育，甚至取消科举。范仲淹曾形容那时的吴越国："钱氏为国百年，士用补荫，不设贡举，吴越间儒风几息。"（《胡公墓志铭》）连江浙地区都"儒风几息"了，其他地方可想而知。

在这种士风之下，知识分子失去政治理想，听歌买笑、及时行乐，人人写艳词，谁又能笑话谁呢。

可北宋建立后，一切就不一样了。一个统一的国家政权一旦建立，首先就是要重建社会次序和国家制度。宋太祖赵匡胤把弘扬士德、改变士风放在了重要位置，宋朝"与士大夫共治天下"，宋太祖甚至留下了"不杀士大夫"的祖训。

北宋朝廷推广儒家思想，科举取士也不问家世，这让寒门子弟对前途充满希望。在北宋，高中状元比打胜仗还要荣耀，民间就流传着"恢复幽蓟，逐强敌于穷漠，凯歌劳还，献捷太庙，其荣亦不可及也"这样的话。

朝廷重视取士，文人士大夫也努力进行儒家士风的普及。范仲淹在《田公墓志铭》中记载田锡的事迹，说："吴越之邦归朝廷未久，人阻礼教，邈如也。公下车，建孔子庙，教之诗书，天子赐《九经》以佑之。自是睦人举孝秀，登搢绅者比比焉。"范仲淹在《贾公墓志铭》中记载贾昌龄事迹时，也说到："时天下学校未兴，公修本邑孔子庙，起学舍，俾邑之秀民群居焉，公旦暮往劝导之。"

统治阶级和士大夫阶层的共同努力，使北宋初期的士风很快得到转变。

士风转变，直接影响着文风转移。当"学而优则仕"的轨道恢复，知识分子们不再纵情享乐，而是力求在新朝代有所作为，他们重新以儒家伦理道德约束和规范自己，在作文章方面，自然也摒弃掉"艳词"，追求言志、咏怀的表达，"文章还正统"的创作风气逐渐形成。

即便是写宴饮之乐，词人也有意避开声色话题——

词里写残灯、残月、醉乡、春梦，酒宴上有的都说了，就是没说歌舞女乐。是没有吗？我不信，北宋士大夫们"以声妓自乐"，可是得到皇帝鼓励的。

当歌词的风格与莺歌燕舞、男欢女爱剥离，就很难继续繁荣，这便是北宋初期词坛萧条的原因了。这种萧条，是受到那个历史时段创作大氛围的制约，是新统一国家要迅速扭转士风所产生的必然现象。

至于宋词创作在宋仁宗时期得以复苏，并逐渐走向繁荣，这就是后话了，后面再进行分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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